World of Human: 10/01/2006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了哪些新评价？怎样看待这些新评价？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怎样看待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王明的新评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王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国民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中共领导职位上来的。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指出过。如毛泽东为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我认为，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拒绝蒋介石“融化”共产党的要求、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不是要投降国民党，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后来临时中央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还是临时中央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在评价王明时，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就是王明虽然犯有大错，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面客观地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才能对他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